在我生命的六十多个春秋里,这是第一个没有彭小莲的春天。她走了快一年了(彭小莲, 1953.6.26—2019.6.19)。八十年代初,我正沉浸在书海中,一本英文语法书吸引着我的注意,当我抬头时,小莲已经踏入房间。“你在看什么?”她问,“英文语法。”“喔唷唷,这种书我从不曾翻阅过。” “何不去我们那所小学看看杨校长呢?”
童年、少年时代的小莲尽管未能与我共度,但由于她在当地颇具名气,我耳闻过一些传说。她与街坊中的流氓交手,气势汹汹;她与学校里的野孩子阳台上对歌,情意绵绵;她下乡插队;她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这些传言真假参半,虚幻而又真实。我那些忙碌的日子里,只要提到她的名字,我就会竖起耳朵,那些年轻时的勇敢和坚持让我心生敬佩和宽慰。
插队岁月,那十四五年的岁月,是我们共同经历最艰难、最痛苦、最磨砺人性的时期。但我们活下来了。小莲直率、活泼,她依旧如昔般美丽无比。虽然时间久远,我们之间并未产生陌生感,没有必要解释,也没有必要客套,因为我们是一路人。我俩聊笑着漫步于淮海路,那年哪年插队,哪年调动,上学……那时候,她正在北京大学读书,而我则在上海大学教书,是我们这一代人逃离苦海的一幸存者。而关于光鲜表面的伤痕,我们还没勇气揭开,不愿深究,让它们先被遗忘吧。
一转眼,便来到了小学。那天暑假期间,我们想拜访老师校长都没遇到,就一起去了陕西路口的上海第二食品商店买饼干。我正准备启程回京,一位朋友母亲突然提起想要购买上海华孚饼干,让我带几袋回去。我找到了装有新饼干包装的小摊点,小莲指挥着:“买散装的,它们既便宜又新鲜。”她的兴奋让散装饼干瞬间进了塑料袋。“这样省下六七毛钱吧?”“竟然如此会生活啊!” “总是这样的” 她大声回答。这就是我们的常态:只看到那个外表光鲜亮丽的小 莲,而实际上,她家中五个孩子由母亲一人撑起并不宽裕。在《回家路上》这篇小说中,她写道,“小时候妈妈不会让我穿破烂衣服,她决不愿让人们看见穷相。” 她把灯芯绒外套改给我,然后送去染了一次,看起来就像是全新的。但经过多年的磨损,最终一次染色失败了,因为袖口已经磨损得差不多。
跟她母亲一样,小 莲也是骄傲且自信,而且显得很骄傲,无需掩饰喜怒,大声坚持己见。
八十年代跟谢晋导演合作1982 年,小 莸从北影毕业,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。那时候,我正在美国学习硕士博士,对工作精力耗尽时间也花费掉。此后,在美国的一个图书馆杂志上偶然发现小 莸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《黑夜 白昼》,一口气读完,并给予赞扬。不久收到的回信内容已忘记,只记得结尾是,“好好的啊,活出你自己。”
九十年代再次相聚是在1996 年初,当时,她结束七年的留学回到上海成为了一名导演,而我则在美国安顿下来,为母親照顾。当奇迹发生的是,小 莸就在归国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询问近况,并留下电话号码。我立即拨过去,与之通话。她此刻身处拍摄第一部电影《犬杀》的紧张场合,与团队住宿于附近酒店。一番激动之后,我们约定于上影厂门口见面。这一次,再次跨越十五载,我们告别青涩,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老年人。那段日子里徐家汇附近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,全景都是脚手架、高楼大厦残渣和瓦砾废墟,以及道路崎岖重型卡车轰鸣不断扬起尘土云雾。然而,从灰蒙蒙尘土之中走出的却是一位骄傲的人——高领夹克、大牛仔裤、大兵靴的大幅度挥手响亮笑声,如同战场上的斗士豪放粗犷自信。
接下来的二十余载,每当相聚,都频繁而热烈,有时甚至每日数次。一旦生命旅途画上了句号,即使世界再也无法拥抱这份温暖,但它将永恒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,就像星辰一般闪耀而永恒,不朽不灭。